何志鵬:涉外法治的國家正規化與全球正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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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法商研究》2024年第2


何誌鵬

(吉林大學理論法學研究中心、法學院教授

目次
一、導  論
二、涉外法治工作方式中的國傢範式與全球範式

三、涉外法治工作範圍中的國傢範式與全球範式

四、涉外法治工作目標上的國傢範式與全球範式

五、結  論

摘  要  我國的涉外法治建設,既緻力於提高國傢的法治水平、推進各方麵各領域涉外工作的法治化、改進涉外工作的法治方式,以求維護國傢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維護我國公民和法人的海外利益,提升國傢的法治形象;也展現瞭我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的責任感,意味著我國積極規劃改善國際法治的狀況和水平,為世界和平與發展貢獻力量,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由此,形成瞭我國涉外法治的國傢範式與全球範式。這兩種範式之間既具有相互衝突的錶現,也具有相互促動的錶現。國傢必須首先確保本身的獨立自主與完善發展,纔能為實現全球良好秩序的願景而貢獻力量。我國傳統的義利觀有利於有效引導國傢範式與全球範式彼此促動、互相製約。以國傢範式為全球範式的必要前提條件,能妥善配置資源,形成涉外法治的充實、嚴謹、可靠的工作錶與綫路圖。

關鍵詞  涉外法治  國傢範式  全球範式  全球治理  國際法治  義利觀

一、導  論

隨著我國不斷深化對外開放和國際交流,持續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我國提齣加強涉外法治工作。對於涉外法治的基本內涵,國內學者已經進行瞭有益的探討,從涉外法治涉及的工作領域與模式看,涉外法治與國際法治所涉及的主體和視角並不完全一緻。涉外法治以國傢的外交、外事工作為核心與起點,而國際法治則全景式地觀察與描述國際關係的立規、遵規進程與狀態。盡管有學者認為國際法治就是國傢法治的拓展,但這主要是從全景的角度觀察的,而非從一個國傢的涉外法治角度判斷。以主體與事項為界分標準,二者不屬於包含與被包含的關係,而是交叉關係。


涉外法治包含國傢所有參與國際法治的行動,但並非本國的所有涉外法治領域均屬於國際法治。例如,政府要求提升本國國民的海外活動閤規性、積極推進海外法律服務、推動涉外民商事仲裁與審判的涉外法治事務不屬於國際法治。具體而言,那些沒有上升到國際關係層次的涉外事務,就隻能引發涉外法的規則確立和規則運行即塑造涉外法治,而不會形成國際法規範並推動國際法的運行,無法構建起國際法治。例如,我國法的域外適用,以及外國法在我國境內適用的規製和調控,並不總是屬於國際法治所關注的領域。


同樣,也並非所有的國際法治均屬於本國的涉外事務法治進程。與本國無關的國際關係規範化以及國際法改進完善就不是這一國傢涉外事務法治的組成部分。對於我國現階段的工作方嚮和內容而言,西非經濟共同體、歐洲聯盟、安第斯條約組織這些機構與製度安排,盡管都是國際法治的內容,但是除非直接涉及我國的國際行動與國傢利益,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不屬於我國涉外法治的一部分。同理,完全外在於某一國傢的國際法治行動,如拉美國傢之間的國際立法對於歐洲國傢、歐洲國傢之間的國際執法對於非洲國傢、非洲國傢之間的國際司法對於亞洲國傢,就不能歸屬於其涉外事務法治。


在既有的涉外法治工作布置基礎上,我國明確提齣瞭“加快推進我國涉外法治體係和能力建設”的工作要求。作為全麵依法治國戰略布局與法治中國建設進程的一部分,涉外法治既蘊含著中國之治的作業模式、行動特色和目標設定,也體現著中國之治的思想理念、價值體係與話語結構。涉外法治是一個與以往的純學術概念存在差異的具有政策引導意義的理念,同時也是一個與某些國外引入的概念有著顯著差彆、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政策主張。這就要求理論界對這一概念所包含的工作目標、價值指嚮予以深入探索,構建起涉外法治領域的相關概念、論斷、分析、評價體係,為中國之治提供充實、堅實的理論闡發和深刻、深厚的學術支持。就涉外法治欲求實現的社會藍圖而言,它既包含著維護和鞏固民族國傢利益的部分,也包含著超越民族國傢利益而追求全球閤作以及維護共同安全、促進共同發展、提升世界文明多樣性的部分。


基於此種現實,可提齣以下判斷:在關於涉外法治行為動力、行為方式、行動內容、行動目標的討論中,有兩個特彆值得關注的範式:一個範式可以被稱為“國傢範式”,另一個範式則可以被稱為“全球範式”。前者亦可被稱為國傢本位範式,是指涉外工作的法治模式在場所、內容和目標上注重國傢領土、本國人民和利益,國傢的政府及相關部門、法律服務機構、法律研究與學術機構均積極行動,以國傢政府行為為主要手段,以國傢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作為落腳點,以直接作用於本國人民的措施和服務於本國人民為工作抓手。後者亦可被稱為國際主義範式、超國傢範式、世界主義範式、世界公民範式,是指國傢的涉外法治麵嚮國際社會,與其他國傢、國際組織等國際關係行為體協調閤作,共同朝嚮完善國際法治秩序、提升全球治理能力與水平目標的工作思路與工作方式。


正像一個國傢的單邊行為也可以體現多邊主義理念一樣,涉外法治的國傢範式與全球範式並不完全對應於涉外法治的國內法方嚮與國際法方嚮。雖然涉外法治的國內法方嚮大多體現國傢範式,參與國際法律進程則大多傾嚮於全球範式,但也不能排除一些麵嚮國內的立法、執法或者司法行為體現齣全球範式,而一些參與國際協商談判的理念和行動也充滿著國傢範式的因素。前者典型的例子是我國建立的上海自貿區、海南自貿港,盡管其是國內法體係的一部分,卻放眼全球、融通各大洲。後者的例子是,當1950年我國代錶伍修權在聯閤國安理會與西方國傢進行辯論之時,其基本齣發點就是維護國傢的安全與存續。而今,在聯閤國大會和安理會的一些辯論中,我國代錶雖然經常力圖體現齣公允的態度,積極拉近和平衡各方立場,但不排除很多國傢的主張都僅僅是為瞭本國的利益,這是各國涉外法律行動中國傢範式的錶現。


兩種範式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之下都有著自身的正確性與閤理性;同樣,如果轉換瞭時空背景,一些論斷就可能顯得幼稚甚至荒謬。這也就意味著,建設和完善全球治理並非必須在這兩種範式之間評齣優劣。直到現在,仍然有很多學者僅認可一種範式,並否定另一種範式,這種絕對態度對理論界和實踐界可能造成誤導並形成負麵後果。因而,妥當平衡這兩種範式,不僅有利於人們在思想觀念方麵更好地認識和理解涉外法治,而且有利於在具體工作實踐中更加主動、自覺地處理這兩個範式之間的關係,取得更好的工作效果。對於這兩種既有密切聯係,同時在實踐中又不可避免地存在衝突的範式而言,如何真正有效地理順與融閤兩種範式所代錶的工作動力、工作模式、目標追求之間的關係,是我們的國傢在規劃、設計、推進、運行涉外法治過程中必須認真思考並給齣答案的重要問題。

二、涉外法治工作方式中的國傢範式與全球範式

在涉外法治的工作方式上,我國強調“統籌國內和國際,統籌發展和安全,堅持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謀劃、戰略性布局、整體性推進,加強頂層設計,一體推進涉外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務,形成涉外法治工作大協同格局”,同時要求“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係改革和建設,推動全球治理朝著更加公正閤理的方嚮發展,以國際良法促進全球善治,助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國傢在采取對外法律行動、參與國際法律事務時,國傢範式和全球範式是相伴而生、交互齣現的。

(一)貢獻全球治理以本國的生存發展為基本前提

國傢範式的基本理念是:國際法的規則製度以國傢為中心,國際法的體係和發展是為國傢服務的,國際法體現著參與國的利益追求,同樣也有利於國傢的主張。從國際關係理論視角看,17世紀初荷蘭學者格勞秀斯對國際法上海洋自由基本原則的論證即屬於曆史上最早為國傢做齣國際法辯護的例證。這種思想方式因在現實中對國際法的影響至為深遠,故國際關係的國傢範式亦被西方國傢學者稱為格勞秀斯範式。從我國傳統文化的角度齣發,我國涉外法治的國傢範式則更適閤被稱為“興國範式”。


與此相對,全球範式將人類看作一個整體,將人類生活的地球比喻為一個村落;各國和各國國民之間都相互依賴,具有諸多共同性。更主要的是,人類麵臨著同樣的自然環境、社會結構和社會問題。因生活的環境相似、麵臨的問題相同、人們的基本思維方式較為接近、相互之間可以溝通,故世界應當著眼於整體的和平安全而為全人類謀福利。國際關係學者鑒於德國學者康德在18世紀下半葉通過《永久和平論》等哲學著作對此闡述得較為充分,對國際關係理論和國際法思想也産生瞭久遠的影響,將此種全球範式稱為康德範式。根據我國傳統文化,此種範式宜稱為“天下範式”。


這兩種範式各有其看待問題的視角:國傢範式以國傢為視角,顯示齣國傢的現實主義考量,即國傢努力為提升自身的核心競爭力而不斷爭取自身的發展機遇;全球範式則以國際社會為視角,提倡一種理想主義,即期待人類能夠放棄以往的嫌隙,期待在整體資源稀缺、人死不能復生的外在約束條件下,各國能夠攜手並進、妥善閤作。二者各有其閤理之處,也存在著一定的缺陷。故而世界格局的演進無法背離國傢範式,也不能擺脫全球範式。在國傢範式之下,國傢高度關注本國的安全和利益,這可避免本國利益被淹沒。每一個國傢必須首先保證自身的核心利益,即使是為瞭全人類共同利益,為瞭世界達緻更美好的未來,也必須首先維護好本國的基本生存與安全。因此,國傢維護自身利益的思想與行動並不存在價值上的缺陷和誤導。然而,如果一個國傢僅僅注重本國的利益而罔顧其他國傢的閤法正當利益,或者為瞭實現本國的利益而侵害他國的利益,那麼就是錯誤地界定瞭本國利益的範疇,超過瞭一個國傢應當閤法、閤理維護本國利益的適當準則。片麵強調國傢範式,一國的立場和行動可能破壞本國與其他國傢的共存,給其他國傢和人民帶來負麵的影響甚至傷害。例如,一個國傢隻強調讓本國“更偉大”,或者按照自身的好惡將其他國傢界定為“邪惡軸心”“流氓國傢”,動輒采用偏頗的“長臂管轄”傷害其他國傢的利益,就是未能妥善界定本國的權利義務與行為方式界限的體現。在全球範式之下,每一個人都被視為世界的公民。若片麵強調全球範式、過分倡導全球利益,無視國傢利益,忽視國傢之間競爭的現實,則是盲目樂觀。

(二)涉外法治貢獻全球治理的底層邏輯

從全球視角看,國際法治必然是各國涉外事務法治進程的整閤。正如國際法不是一個自在自為、內部循環的規範和機製體係,國際法治也不是一個獨立於國傢體係、國內法治的治理進程。國際法治不僅與國內法治有著韆絲萬縷的聯係,而且從規劃的起點和規劃的目標看,其與國傢涉外事務法治進程的起點和目標有著相當高的重閤度。任何領域的國際法治進程,一定是存在某個或某些國傢法律製度的涉外關切,如此方能啓動。否則,該領域就會在國際法體係和進程中處於無人關注、無人倡議的狀態,也就不可能存在相關事項國際法治的形成。


國傢作為國際社會的成員,從事國際交流閤作,促動國際秩序的建構。尤其是在我國成為一個全球性大國的時代,參與區域性和全球性的立法和法律監督行動,積極加入國際組織機構,設置區域或全球治理的議題,提齣全球和平、安全、發展、環保等方麵的理念和建議,是我國涉外法治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麵。從民事刑事領域的司法閤作到代議機關之間的交流,從首腦之間的相互訪問到全球政黨的大型論壇,從麵嚮世界發布人權、民主等方麵的白皮書到邀請各國政要和媒體人士到我國瞭解我國的經濟社會法治建設情況,從為阿拉伯國傢關係進行調停到提齣巴以衝突、俄烏衝突的解決方案,我國通過很多具體的工作展現瞭為全球秩序貢獻智慧與力量的法治努力。全球治理的進步決定於國傢與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大型企業和國際政要的協同努力,而國傢的法治推進顯然占據主要地位,不可或缺。因博弈而平衡,是國際社會秩序基於國傢的自利行動而逐漸完善的基本邏輯,正如英國學者亞當·斯密所觀察和分析的市場一樣。作為全球治理的重要部分,國際法治以國傢為起點。但這個起點定位於國傢的涉外事務法治進程而非國內法治。純粹的國內法治關注國內行政、刑事、經濟、民商等體係,在思想理念上對國際法治有啓示,但如果拘泥於“小國寡民”的法治理想,那麼將永遠不會呈現齣國際法治。涉外事務法治進程是國傢開放發展之後推進法律觸角嚮外延伸、同時防範外國法律觸角傷到自身的努力。由此,國際秩序的觀念、製度並非先驗或超驗地存在,而是通過國傢之間的製度博弈而形成的。


涉外法治的積極推進必然起於國傢,有效實施則必然終於國際協調。各國因爭取自身生存發展而促動的涉外事務法治進程是國際法治得以在全球範圍內建成的基本前提條件。國傢及其民眾齣於擴大本國影響的考慮,也會促動政府積極有效地參與國際法治。有學者期待國際法治能夠超驗或先驗地存在於國際關係之中,認為在世界格局裏能夠自然而然地呈現齣公平閤理、普遍有效的國際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麵的法律秩序,這既不符閤國際關係的客觀情況,也不符閤我們對於世界體係的認知。各個國傢之間為瞭滿足自身的需求、追求自身的利益而進行的磋商與博弈,是國際法治得以公平、有效呈現的基礎性促動因素。在該階段目標基本達成之時,進入高階段國際法治,其各項標準和行為要求需要通過各國基於全球本位的行動和積極參與方能實現。當國際社會仍處於無政府狀態之中時,試圖讓超越各個國傢自身立場與利益的公正規範、有效機製自動呈現於世界各國麵前,顯然是不現實的。國傢法律的域外適用也必須以國際協調作為有效的途徑,否則就會導緻法治的睏頓;大國以其強大的力量推進本國法的域外適用,最後導緻法律霸權主義;小國即使有在域外適用本國法律的願望,也必然受限於國力而難於實現。隻有國傢之間彼此寬容、相互禮讓,確定規範實施的平衡點,以公正的理念推進規範的同化,纔能真正有效維護本國的正當利益和世界各國的共同利益,避免國際社會再度陷入弱肉強食的悲劇之中。正義、共贏、均衡、寬容的國際法治並非天然存在的,需要國際關係中的行為體積極主動地設計和實施。國際法治作為一種公共物品,也不能由某一個國傢本著自利動機來提供。政治傢、思想傢們所提齣的全球主義理念有助於推進各國有效閤作、尋求協同發展,升華國傢觀念、改進國傢行為,為國際法治嚮高層次進階提供續航動力。


對於我國而言,統籌國內法治與涉外法治是使國際法的確立和運行迴歸生成格局核心動力的一個重要方麵,也是推進國際立法民主化、國際執法嚴格化、國際司法公正化、促動國際法治良性發展的建設性舉措。將涉外法治作為國傢法治建設的重要方麵,起點條件是對外開放已經達到相當的規模,目標則是有效保護對外開放的局麵,使得對外開放能夠持續健康穩定地發展,為我國國傢、企業、公民創造良好的對外交往環境作齣貢獻;同時為世界各國充分利用自身的要素稟賦、提升國傢發展和國際閤作的質量提供製度保障。

(三)涉外法治實現進程中的範式協調

對於包括涉外法治在內的一係列工作布置而言,如何在國傢的國內服務工作方麵和國際貢獻工作方麵之間進行有效的整閤和平衡,一直是一個非常具有挑戰性的實踐課題。國傢在既定領土範圍內塑造瞭配置資源、處理事務、協調民眾最重要的機製,同時也構成國際社會的首要成員。國傢既有義務在本國境內保障人民的安全、政治的穩定、經濟的發展、文化的進步,使得本國形成一個良好平穩健康的社會局麵;也有義務通過參與國際閤作、協商等活動為塑造良好的全球秩序提供助力。國傢治理、政府運行都需要考慮維護國內秩序和貢獻國際秩序兩個方麵的目標,對於積極建設和推進涉外法治的我國而言,也是如此。在具體規劃設計和安排實施的進程中,如何能夠有效實現這兩個目標,取決於對這兩個目標的正確認知和分析。這需要我們更加透徹地思考國傢利益與全球整體利益之間的關係,設定國傢治理的價值排序,形成我國涉外法治工作目標妥當的定位機製。


盡管在理論上可以提齣諸多的範式協調方案,但是在實際上仍然需要確立明晰的指導原則。(1)明晰國傢獨立自主的前提性和基礎性地位。一個國傢即使有意願為國際社會提供資源、貢獻力量,但若其不具有獨立的主權,則其所有行動也都需要由其他的行為體來決定從而很難達成這一意願。因為國傢的主權是國傢貢獻國際法治和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前提。(2)在國傢存在和運行的過程中,推進國內治理和參與全球治理是兩個同時需要考慮的麵嚮。盡管世界上並不缺乏那些主要考慮自我存在、自我發展的小國寡民的治理思想,但越大的國傢越需要全局性地思考世界問題,並考慮世界格局給本國治理帶來的影響,以及本國秩序與行動對全球發展的意義。在國傢之間的經濟交往、文化交往、人員往來高度密切的時代,任何國傢都很難獨立發展。在推進本國治理提升和完善的過程中,不應當也不可能忽略參與全球治理和貢獻世界秩序。雖然從邏輯上講必須充分保障國傢的存續,但是在大多數日常治理過程中國傢並不麵臨著存續的挑戰。故而,國內治理和全球治理這兩個目標,是政府有能力同時予以考慮並承擔的。(3)涉外法治的國傢範式和全球範式在效果上具有雙嚮影響。國傢參與全球治理不僅能服務於世界秩序,而且能提升本國的國傢形象、國際聲譽和國際影響。緻力於本國利益的工作規劃與工作進程,在有些情況下也同樣能貢獻世界和平、安全與發展。(4)國傢在參與全球治理的過程中要進行不同目標之間的順位安排。盡管在極端情況下國傢會毫不猶豫地保證自身的存續,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需要兼顧國內治理與全球治理兩個目標。我國的集體主義理念尤其是忠義、誠信價值觀的塑造使得我國更傾嚮於為國際社會作齣貢獻。我國的義利觀是指導我國在涉外法治中協調本國目標與全球目標之間的指導方針。義利觀對法治觀、全球治理觀(尤其是其中的共享觀念)的塑造具有影響意義。法治領域的“義”就是法律所要實現的公平正義,即通過公平閤理的良法促進善治,塑造良好的社會秩序。法治領域的“利”就是以法律規範的確定和實施來劃分權利義務邊界、確定行為方式,以法律規範的運行和遵守來有效維護國民和國傢的重大、核心、正當、閤法利益。在全球治理中,既要維護國傢和國民的重大根本利益,反對見利忘義;也要反對以利害義,主張義利並舉互構。在涉外法治的框架下,義利觀意味著,我國會優先考慮國際行動的社會意義,著眼於更高、更長遠的目標,而不是僅關注自身的經濟利益。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我國在作為一個不發達國傢的時候就積極嚮外援助,也可以理解當今的我國為什麼會在諸多國際事務中貢獻自己的力量。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義利觀為基礎,我國在國際參與程度、國際事務貢獻程度方麵的貢獻意願非常強烈,做齣的努力也非常突齣;在參與全球治理和推動多邊主義法治發展的時候,我國會付齣更多的努力、提供更多的資源,以一個更加負責任的大國的身份參與和推動國際秩序的持續良性改進。

三、涉外法治工作範圍中的國傢範式與全球範式

我國將涉外法治定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係的重要組成部分,事關全麵依法治國,事關我國對外開放和外交工作大局”。由此可以理解,涉外法治是涉外事務的法治化,是國傢法治的對外部分,是國內法治的對外延伸,是涉外法規範水平提升(構建涉外良法)和涉外法應用機製完善(塑造涉外善治)的結閤。作為一個體係和進程,涉外法治要求在涉外工作中確立並實施明確的實體法律標準、形成並堅持妥當的法律程序。它既有著明晰國傢治理起點的工作麵嚮,也有著明確參與國際法治的工作麵嚮——“要堅定維護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主動參與國際規則製定,推進國際關係法治化”。

(一)涉外法治工作範圍的國傢範式

涉外法治在工作範圍中的國傢範式體現為,涉外法治以國傢需求作為動力,以國傢利益作為導嚮,以國傢行動作為內容,以國傢發展作為目標。基於國傢範式,涉外法治主要包含以下幾個方麵的作業機製:


第一,本國法的域外適用和實施。針對那些本質上屬於私人事務卻涉及國傢關切和利益的領域,本國的法律可以在域外發揮效力。本國法的域外適用有消極被動適用與積極主動適用兩種情形。消極被動適用,是指外國法院或其他司法機構、準司法機構通過衝突規範的指引,將一國的法律作為解決民商事法律糾紛的準據法予以適用。這種情況與當事方的選擇以及法律關係的連接點密切關聯,是一國法律發揮效力的重要途徑。積極主動適用,是指一國法律的域外適用直接體現為該國自身的執法機關、司法機關在涉外事務中適用本國法律解決相關問題的方式。《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就是我國積極主動地適用本國法律開展涉外法治工作的例證。


第二,本國法國際效力的確保。在直接與外國相關、與國際公共事務相關的事項領域,在不違背國傢的國際法義務前提之下,應確保本國立法對於國際社會的各種主體和行動發生效力。這種規則主要齣現在邊境製度中,如內水、領海、毗連區、專屬經濟區的劃定,本國航空空間、禁飛區的劃定,本國的外資準入,等等。這就意味著,國傢的立法實踐是國際法的一部分。在屬於國際公法的事項領域,如一國關於海洋劃界的規範對於任何國傢的船舶和飛行器都有約束力。類似地,一國關於設置禁飛區的公告也具有全球影響。而在反壟斷、商業行為閤規領域,一國的法律同樣對外國的企業法人、自然人具有約束力。


第三,國際法和外國法域內適用的規範和管控。在內國法具有域外實施的可能性的同時,國際法、外國法也會嚮內國延伸。國際法在內國適用一般都有較為明晰的標準和尺度,齣現的紛爭不會很尖銳。而國傢齣於本國利益的考慮,往往會積極主張其立法、行政執法和司法裁判的域外效力。此時就需要關注比例原則,注重力量之間的平衡,特彆是用司法作為實現正義的最後屏障,避免行政權力的過度使用。尤其要求采取適當措施、進行有效甄彆,確保外國法在本國的適用不至於傷害本國的關鍵利益,包括避免給本國自然人和法人造成不當損害。《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製裁法》及《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法》即屬這一領域的立法工作。

(二)涉外法治工作範圍的全球範式

涉外法治工作範圍中的全球範式體現為,涉外法治有著大量本國參與全球事務法律治理的部分。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議重申“加強國際法研究和運用”就是在為我國以法治的方式在各方麵、各領域、各環節參與全球治理提供知識準備、學術準備、理論準備。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議布置瞭幾項工作:適應對外開放不斷深化,完善涉外法律法規體係,促進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製;積極參與國際規則製定,增強我國在國際法律事務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深化司法領域國際閤作,完善我國司法協助體製,擴大國際司法協助覆蓋麵;加強反腐敗國際閤作,加大海外追贓追逃、遣返引渡力度;積極參與執法安全國際閤作,共同打擊暴力恐怖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和販毒走私、跨國有組織犯罪。這些工作布置固然旨在維護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我國公民、法人在海外的正當權益,依法維護海外僑胞權益;但與此同時也緻力於保護外國公民、法人在我國的正當權益,並且通過建構起我國自身的良好法治秩序而提升全球的治理水平,通過自身的法治工作,推動形成公正閤理的國際規則體係,推動全球治理變革,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在世界文明史的發展進程中,很多國傢的政治傢、思想傢都會形成對於世界秩序的宏觀構想,並試圖影響國際社會的治理進程。作為國際關係的原初行為體、主要行為體、基本行為體,國傢可以帶動國際社會形成全球磋商機製,也可以參與區域、全球組織機構,對全球事務進行籌劃和推進。對於一個國傢而言,既可能以溫和接納的態度投入國際法規範的確立和運行之中,也可能采取主動籌劃、積極引領的態度推進國際法的形成、監督和實施,即從雙邊或者多邊的立場入手,確立國際法規範,並積極推進這些規範的良好運行。全球治理需要一種為全球秩序的構建和維護提供內涵平等協商、公眾參與、閤作研討、反饋試錯等機製在內的網狀治理框架而非取決於垂直的“命令-服從”式結構。全球治理應具有多邊性、多元性,能突齣治理參與者的主體性、主動性、主導性,治理的參與者和治理的依據均能體現齣較大的靈活性。國際法治是全球治理的主要支柱之一。關於國際法治思想觀念的研討,國際學術界已經進行至少四分之三個世紀,我國學術界的關注也已經超過20年。其中,不僅有大量的學術研究著述探討國際法治的內涵、外延和標準,而且有很多關於海洋、經濟、貿易、投資、稅收、知識産權、反恐、追逃追贓、體育等具體領域國際法治境況的分析和解讀。在實踐中,我國政府也對國際法治進行瞭闡述,揭示瞭國際法治的基本規律和宏觀尺度。在外部因素方麵,一些學者對國際法治與國內法治的關係做齣瞭較為深入的研討。考察和檢視國際法治的理論研究和實踐主張不難發現,究竟應如何歸納和闡釋國際法治的理念與國傢立場行動的關係是一個在實踐分析和理論探討上都繞不過去的問題。而如何準確定位國傢與國際法治的靜態與動態互構,迄今尚無係統、透徹、具有說服力的判斷。涉外法治的提齣從開放發展的角度為我們思考國際法治與國傢立場的關係提供瞭啓發,使我們有機會抓住國傢起點這一紐結,觀察和分析全球治理建設的體係與格局問題。由此可見,涉外法治的工作理念、行動方式和運行目標是全球治理的健康有效組成部分,為全球秩序的構建和發展貢獻瞭中國智慧、中國力量、中國方案。


從國際關係的理論者,國傢存在為共同的威脅或利益而互助閤作的動機。國際關係的曆史也錶明,在世界各國共同關注的環境保護、經濟貿易、交通運輸、信息通訊、教育科學文化等領域,隻有進行充分的閤作,纔能夠有效地解決問題,達到服務國傢、社會與人民發展的目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齣是我國對當下國際社會或國際關係的最新概括,也隱含著我國政府對全球治理和國際法治走嚮的判斷;富有時代精神和人類情懷,在很大程度上標誌著我國從被動追隨、消極接受國際法規範嚮積極促進國際法治的演進。由此,全球治理的高層次規劃是在國傢的涉外法治各項工作的支撐進程中逐漸完善的。

(三)基於涉外法治促動全球治理改善的工作模式

國傢的法治努力是國際關係法治化的根本動力。從靜態結構上看,國際社會並不外在於國傢而獨立存在,國際法治也無法脫離國傢而自主運行。沒有國傢就沒有國際社會,沒有國傢的法治努力就不會有國際法治的架構與進程。在這個意義上,每個國傢涉外事務法治進程中的觀念塑造、議程規劃、工作實施都會成為國際法治的組成部分,構成國際法治的國傢起點。正因為國際法治比國內法治具有更大的相對性和彈性,國傢都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利益需求去解釋國際法,所以國傢在塑造國際法治的體係和進程中擁有更強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國傢可以貢獻自己的智慧,提升國際法律規範的公平閤理性,促動國際法機製邁嚮文明進步,推進健康的國際法治更加廣泛和全麵地進入到現實中來。雖然國際法肇端於國傢之間的行動,在交往習慣的基礎上一點點積纍樸素而初級的規範和製度;但是國際法如何健康有效地維護各國的基本權益,如何促進實現世界各國的共同價值目標,並不是一個自動自發的進程。


1.引領理念。由國傢的利他思想而推進的國際法治理念和進程能形成全球治理的高層次狀態。此種全球治理會更有利於實現多邊主義,能有效地遏製某些國傢的自利行為,更能呈現齣國際社會統一步調、共同解決生存與發展問題的信心、決心和能力。全球秩序發展的曆史錶明,國傢的涉外法律行動為國際法治提齣指導性的思想。全球秩序的理念並不先驗地存在,也不可能自動萌生和傳播。世界秩序的發展思路往往是由思想傢和行動者提供和踐行的。隻有國傢的思想傢、行動者纔能為世界秩序的未來提供發展思路。例如,荷蘭國際法學者賓刻舒剋在荷蘭法律實踐的立場上關注國際法問題,甚至催生瞭國際法的民族主義學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法國、英國的政治傢從本國觀念齣發,提齣歐洲和平與安全的構想,促進瞭英法和解,推動瞭歐洲共同體、歐洲聯盟的建立。歐洲聯盟對國際經濟和國際法治發展的貢獻有目共睹。我國在20世紀後半葉提齣的構建公正閤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以及21世紀初提齣的和諧世界、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商共建共享等理念和原則,既點明瞭當代世界所麵臨的挑戰和威脅,也提齣瞭構建全球和平、安全、繁榮、發展的基本思路,促進瞭國際社會法治理念的躍升。


2.確立製度。全球治理是基於國際法的治理。國際法製度是由一些國傢倡導、另一些國傢響應,一步步添磚加瓦、逐漸形成的。在國際法的發展中,積纍實踐、確立習慣規則,籌劃會議、形成條約文本,均以國傢的行動作為起點。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俄國倡導並召集各國召開兩次海牙和平會議。在廣大發展中國傢的呼籲和促動之下,國際社會積極談判,締結瞭1982年《聯閤國海洋法公約》。進入21世紀之後,我國開始積極參與國際法製度建構的工作,推進瞭氣候變化方麵《巴黎協定》的進程,並且引領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下簡稱亞投行)、上海閤作組織(以下簡稱上閤組織)的製度塑造。從國際法治倡導者的角度來看,有些時候,某些個人也可能會大力推動某些方麵和領域的國際法議題,使之在國際社會受到關注和討論,並最終成為國際法的一個方麵。例如,19世紀中葉瑞士商人亨利·杜楠從一個普通公民的視角看到瞭戰爭的殘酷,倡導戰場上的救護行動;19世紀60年代,瑞士政府認可並支持亨利·杜楠的請求,動員各國商定並通過保護戰時傷者病者的《日內瓦公約》,推動瞭國際武裝衝突法中一係列保護原則的形成。


3.完善標準。國際社會主體的權利界限、行動規範是在國傢的主張和行動中一點點積纍起來的。當荷蘭作為新興國傢發展對外貿易之時,格勞秀斯為反對西班牙和葡萄牙對海洋的壟斷而確立瞭“海洋自由”的原則。20世紀中葉以後,國際法從完全不乾涉內政嚮推動國際社會共同關注人權努力,這與美、中、英等國傢的實踐密不可分。如果沒有這些國傢的積極參與和推動,國際關係與國際法的這一係列裏程碑性的事件和文件就不可能形成,國際社會走嚮法治化的重要步伐就不可能邁開。我國在武力使用、人權保護、氣候變化等方麵積極參與國際標準的完善,為形成一套實事求是、公平閤理的國際法律評判標準貢獻力量。21世紀20年代伊始,很多國傢啓動逆全球化的措施,國際法治麵臨危局。我國樹立瞭超越片麵的利益計算的思維,積極推動“互利共贏”國際法治新標準的確立。我國為國際法治的發展完善所做齣的貢獻會銘刻在世界秩序改進的豐碑之上。


4.建設機構。國際組織雖然一般不能自行引領國際社會締造公正閤理的法治體係,但是在國傢的促動下,仍然能夠為國傢主張和話語提供論壇和平颱,起到無政府的國際社會無法發揮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以羅斯福為代錶的美國領導人積極倡導創建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國際組織,在實踐中召集主要國傢認真研討、製定《聯閤國憲章》,建立聯閤國。在這一過程中,各國緻力於體現公平正義思想、國傢主權和保護人權思想、國際法治思想的理論與實踐,為世界的發展和進步作齣瞭不可否認的貢獻。聯閤國作為國際社會發聲的平颱和行動的核心,為國際法治作齣瞭突齣的貢獻。同樣地,正是在航海大國的推動之下,國際社會纔建立瞭國際海事組織。同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帶動世界各國建立起一係列的國際經濟體製,特彆是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復興開發銀行。隨著我國在國際社會議題設置能力的提升,促進國際組織機構的建設、改革、完善也必然成為我國涉外法治不可或缺的工作內容。近年來,我國在爭端解決方麵為新設國際組織機構進行瞭很多努力,2020年成立的國際商事爭端預防與解決組織、2023年籌建的國際調解院就是典型的例證。雖然這些組織還遠未成熟,但以更符閤國際社會現狀的方式預防和解決國際爭端,顯然是使世界更加和諧的有效途徑。


5.推進行動。國際法的國傢間特質錶明,國傢的行動在國際法落實實施、發揮作用的發展進步中起到不可替代的關鍵作用。國傢的響應和參與始終是國際法規範倡導、落地、踐行的關鍵方麵。沒有國傢的參與,國際社會的議題就可能被束之高閣,無法進入國際法治的視域。當歐洲各國召開威斯特伐利亞和會的時候,國際法治的一束光就開始投射到國際關係之中。在此後的維也納會議中,英、俄、普、奧四國通過《休濛條約》建立歐洲協調機製,不僅為保持歐洲和平塑造瞭基本法律格局,而且為日後的國際組織發展發揮瞭先導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英法等國引導國際輿論推動萊比锡審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蘇、中等反法西斯盟國推動紐倫堡審判、東京審判,使得國際法治的光輝一步步點亮國際事務的空間。從我國涉外法治的行動看,“一帶一路”倡議與建設必然提升國際社會的法治程度和發展水平,尤其是國傢在涉外法治層麵的推動。


6.傳遞文化。每一個國傢在法治領域的觀念構想和規劃實踐都會積纍經驗教訓,通過總結提煉形成理念和原則,進而成為製度文化的一部分,在歸納整理之後被記載成為一個時代、一個地域的曆史記錄,不僅用於本地域的傳承和藉鑒,而且通過跨國交流和分享來豐富全球的法治文明。我國瞭解法治、認可法治、建設法治、推行法治的進程,不僅是理論研究者觀察和分析的文化現象,而且是後發國傢法治發展的重要藉鑒。我國在涉外法治領域的探索和嘗試,尤其是在閤作與鬥爭、製度藉鑒與規則創新、議題設計與議題參與等方麵的發展演進,也必然成為我國法治文化的重要方麵。參與國際交流研討,將法治實踐中的成敗得失作為一個觀察與分析的客體,供全球法治理論研討和實踐籌劃進行參考和討論,並且與各國的法治文化交叉融閤,對世界法治文化的發展和進步提供理論與實踐的素材。


從義利觀的角度看,法治工作的方嚮、領域、事項需要考慮法律的社會功能。法律作為配置利益、劃定權利義務的尺度,為國傢自身的利益而進行的設計和規則具有在規劃利益、爭取利益的過程中實現正義的特質。鑒於利益和公正的互嵌,鼓勵見利思義、義利並重的理念,通過司法協助、法治閤作等手段,在確立跨國行動接口、利益分配機製的基礎上,築牢國際公平正義的架構,推進涉外民商事司法的公正標尺,在妥當裁判當事人權利義務的過程中實現跨國民商事秩序中的公平正義;以妥善維護國傢與人民的重大利益來建設一個公平正義的法治環境,在公平正義的秩序中維護國傢與人民的利益,在發展的過程中解決問題、化解糾紛,就意味著要先維護國傢存續、安全、基本利益和民眾切身利益問題,在利益實現的過程中實現全球公平正義。

四、涉外法治工作目標上的國傢範式與全球範式

“推進涉外法治工作,根本目的是用法治方式更好維護國傢和人民利益,促進國際法治進步,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就意味著,從工作目標設計的維度分析,涉外法治既存在維護本國國土安全、推進國傢發展、保障人民利益的重要目標,也必然存在貢獻全球治理、推進構建良好的國際法治秩序的宗旨。二者同時存在、不可偏廢、不可或缺。

(一)涉外法治以國傢的存續安全和穩定為基礎目標

涉外法治是涉外法律工作的一種模式。涉外法治一頭聯結著國內法治的體係與進程,另一頭聯結著國際法治的體係與進程。自利不僅是個人也是國傢的原始思維和本能反應,國傢往往會齣於直覺而采取自利措施。這也有力地解釋瞭貿易保護主義為什麼始終是無法去除的國際經濟貿易思想觀念,以及為什麼《聯閤國憲章》將國傢的自衛視為天然的權利。在這個意義上,國傢設定各個領域涉外工作的目標,首先必然是為本國的利益服務的。我國的涉外法治也必須符閤而不能違背這個基本規律。涉外法治是我國作為開放大國建設國內法治的必然邏輯延伸,需要為國傢發展的整體工程而統籌兼顧。就我國而言,“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傢的一些根本性問題也必須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和全球治理結構中加以研究和解決”。涉外法治在以下兩個重要方麵維護和拓展著國傢的基本利益。


第一,基於國傢安全與發展而推進本國法的域外適用。在我國對外開放發展的過程中,公民和企業在國外從事經濟、科學研究、文化藝術、醫療服務、體育、旅遊等方麵的活動越來越密集、越來越頻繁,涉及的利益也越來越多元。我國公民在海外的利益、關係和活動,有一部分要以所在國的法律為衡量標準,有一部分則以我國的法律為前提基礎。如何確認、劃定和有效維護我國公民和企業在海外的利益,不僅涉及我國相關政府部門為這些公民和企業提供外國法律環境和法律運行的基本信息,而且要求我國在法律規範的文本層麵為我國公民和企業的利益在海外的有效保護提供明晰的規定。同時,也需要考慮,如何在法律的運行層麵,使得那些可以保護我國公民和企業海外利益的法律規則在海外有效地實施。例如,在涉及我國的網絡安全、信息安全、經濟安全等方麵,需要對位於我國地域管轄範圍之外的人、物和事件進行法律適用,以維護我國國傢、公民和企業的海外權益。在這個問題上,需要明確的一個基本原則是:無論是在軍事、政治上,還是在經濟、法律上,我國都始終反對霸權主義。霸權主義應當是所有國傢都應當予以反對、同時每一國傢都應當自我剋製的。這要求在維護本國利益之時應特彆注意分寸和尺度,在實體和程序上都尊重和照顧相關國傢的根本立場、法律規範和核心利益,以總體上互利共贏的方式處理類似問題。這一點與有關國傢的“長臂管轄”存在著本質差異。我國法律的域外適用更注重實體上的公正閤理、程序上的溫和協商,注重以正當程序維護國際法的基本原則,維護國際關係的基本格局和通行準則。我國法律的域外適用不包含任何對外打擊、對外擴張的意圖。為有效推動我國法律的域外適用、優化我國的海外法律服務,我國的外交、領事機構,以及具有相關職能的非政府組織就需要充實相關人員,落實相關製度,為我國公民和企業的海外利益安全提供有效的法律支持。


第二,確保國傢的必要管轄。管轄權是國際法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各國高度重視的法治領域。在國傢對外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有本國公民和企業在其他國傢或地區進行活動,這樣就會産生與其他國傢或地區相關的法律關係。例如,本國的公民和企業在其他國傢或地區存在,或本國公民或企業的財産處於其他國傢或地區,抑或本國的閤同關係或類似行為在其他國傢或地區産生法律效果。基於傳統的法律習慣,每一個國傢按照屬地原則對本國領域內的人、物和事進行管轄。這裏所說的管轄,以對案件的司法管轄為核心,同時也包括立法管轄和執法管轄。這種嚴格的屬地管轄方式在國傢之間設定瞭明確的劃分界限,可以避免國傢之間的管轄權衝突。然其缺點在於,在很多時候屬地管轄不能很好地確保國傢利益、公民利益,甚至不能確保案件公正有效的解決。在此情況下,就齣現瞭管轄權的擴張,産生瞭屬人管轄、保護性管轄,甚至在某些極端情況下提齣瞭普遍管轄的觀念,且積纍瞭一些實踐。但是,這樣一來就導緻瞭管轄權之間交錯的狀況,齣現瞭針對同一個人、同一個物或同一個事件很多國傢都主張管轄權的情況,即管轄權衝突。在一個運行良好的法治社會裏,管轄權衝突可以通過國傢之間的磋商與協調予以解決,但是某些國傢也會單方麵擴張自身的管轄權。既然國際法、外國法存在域內適用的可能,那麼防範外國管轄權的不當延伸就必然成為涉外法治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麵。當外國的行政機關應用該國法律對位於內國的公民和企業提齣要求,或者外國司法機構援引該國或第三國法律來解決相關問題的時候,就為外國法律在內國的適用開闢瞭渠道。在按照必要和適度的原則規劃、設計和實施內國法的域外適用的同時,也必須考慮和防範外國法律及相關行政管理措施在內國的不正當適用。如果某一外國絲毫不考慮其他國傢的利益主張、執意實施自身的管轄權,那麼就有可能導緻內國公私利益受損。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相關部門就需要采取有效的防範措施,避免外國管轄權不斷的不當擴張。在此種情形下,比較閤適的做法是通過本國立法對外國的不當管轄權擴張進行阻斷,即用法治的方式、以公權力的高度來抵禦外國公權力的不當延伸,由此有力地保護本國的閤法利益。


涉外法治拓展和延伸國內法治的兩個方麵對於國傢的對外開放發展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不僅是維護國傢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的核心和關鍵,而且對國傢在國際社會的良好形象與法治引領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推進作用。

(二)國傢推進涉外法治體現全球關切的理論探尋

涉外法治的工作目標要求國傢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這保證瞭國傢的社會性。國傢參與國際法規範的確立、修訂和完善,即國傢參與的國際法建製與改製行動,屬於涉外法治全球性目標的一部分。在當前這個全球深度復閤依賴的世界,每一個國傢想擺脫其他國傢而自行發展是不可能的。在這種情況下,更應當懂得“閤則兩利、鬥則俱傷”的基本規律,更應當從共商共建的角度設計和發展共贏的局麵;更應當考慮構建全麵閤作的夥伴關係,而不應停留在追求相對收益的狹隘觀點上,把他國的發展進步、繁榮穩定看成是本國發展的阻礙和對手;更不宜把本國由於生産方式、生産關係未能跟上時代發展潮流而導緻的就業不足、經濟乏力的狀況歸咎於其他國傢。對於當今世界而言,無論是采取以鄰為壑的破壞式發展模式,還是采取損人利己的排擠式競爭方式,都不是新時期國傢發展的積極正嚮有效途徑,采取這樣的方式更有可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國傢之間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差異,在能力上具有多元的互補性,在需求上也存在著諸多可以彼此契閤的方麵。參與全球、區域規則的製定和改進,是國傢在國際層麵維護國傢利益、申述國傢關切的理性途徑,是一國將自己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主張轉化為國際製度的重要方式,也是國傢在國際事務和世界秩序領域展現本國話語、展示本國立場、錶達本國聲音、貢獻本國力量的重要方麵。


在法學領域,有些學者可能站在國傢的立場上,也有些專傢可能站在全球的立場上,主張推進國際法治的發展。國際法領域的早期學者,如西班牙的維多利亞、意大利的真提利斯、荷蘭的格勞秀斯,都持有自然法思想。自然法的核心觀點是,因天地之間有某些共通的規律,人類社會也有通行的規則,故國傢之間的關係必然存在一些自然的、普遍的規範。由此可見,國際法的先行者經常以普遍適用、具有通行意義的視角看待國際關係規則。20世紀以來,國際法呈現瞭一些全球利益的考慮因素,如 “對國際社會整體義務”的理念,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國際強行法的産生和發展,在環境、人權等領域齣現瞭各國共同認可的人類行為標準。由此,基於全球關切的努力有助於推進健康公正的國際法治。


國際法盡管經常被稱為國際公法,但傳統上往往也關注國傢間的私法性問題,多邊條約也經常具體化為雙邊契約和侵權關係而予以落實。隨著人類科學技術的進步和操作能力的提升,人類社會的共同問題已然凸顯,國際法的真正公法性也逐漸凸顯。例如,武力使用已經超越國傢自由意誌和自治的範圍,由國際社會的組織化機製共同決定,全球貿易、投資、金融、知識産權保護的實踐,要求構建起良好的全球經濟製度環境,減少各色各類的壁壘;由工業生産而導緻的全球生態、環境、資源問題,也隻能在世界各國政府、企業、公民共同意識和協同工作的前提下纔能得以解決。同樣,在治理領域齣現的風險也必須在全球協調閤作的狀態下進行有效應對。

(三)涉外法治在實現國傢發展目標和全球進步願景之間的平衡

在國際關係的分析中,國傢作為世界事務的主要行為體,經常被類比為個人而進行分析。故而,個人的認知模式與行為模式經常被用來解釋國傢立場和國傢行動。並且從行動方式看,國傢的立場、觀點、措施也是由國傢的代錶者啓動的。對於每一個國傢而言,自利均為其首要性質。一個國傢如果不能保持自利,又沒有其他的製度和資源來保障和支持自身的利益,那麼很可能遇到生存危機。但國傢又並非隻具有自利的性質,在底層國際法治的基石上構建起更高水平的國際法治規範形態與運作體係,需要國傢在自利的行為動力之外、在國際交往之中發展齣利他性。這正如個人並不僅僅具有自利性,也具有利他性。人不僅僅是進行計算的理性人,在很大程度上也具有感性。幸而,在一些國傢的政府官員和相關規劃者推進自利的思想觀念之時,還有很多政治傢、思想傢、智庫不斷發展利他的主張和理念,促進瞭國傢的利他性,給國際社會帶來新的指引和高層次國際法治的構造動力。


全球的健康、持續、穩定發展以國傢的獨立自主為必要條件,然而國傢的獨立自主甚至富庶強大並不必然導緻全球健康、持續、穩定發展。在涉外法治的國際參與層麵,需要麵對國際法的二元結構,即國際法一方麵要麵對和處理國傢之間尤其是政府之間的事務(政府間結構),另一方麵要麵對和處理全球共同關切、人類共同風險(共同體結構)。前者注重國傢主權原則,將每個國傢看成一個獨立的利益單元,認定國際關係體現著國傢間的彼此競爭,存在著利益此消彼長的零和博弈性質。此種國際法主要處理國傢之間的彼此關係,劃定國傢權利義務的界限,避免國傢之間相互侵擾,維護國際秩序的基本和平、安寜、平衡,保持國際關係的低層法治。後者主要處理的是國際社會的共同關切,聚焦那些超齣主權國傢獨立解決範圍的事項,注重國際閤作原則,強調全球社會的協同攻關。此種國際法嚮國傢提齣勞工、環境、人權、資源與能源使用及減排等要求,指引國傢的行為方式,特彆鼓勵國傢之間的團結,確保國傢之間的協調與閤作。因此,國際法中有一部分以國傢自身的利益為目標,另外一部分則以全球共同的利益為尺度。全球治理不能滿足於國傢自利導嚮的均衡,否則就等於拒斥瞭國際關係與國際法的成長,任由國際關係停留在幼年狀態,罔顧國際法的不成熟狀態。國傢的自利動機所構建的國際法與利他主義所推動的國際法,共同構成國際法的不同部門,也塑造瞭當代國際法的二元結構。


需要說明的是,國際法既然是不同國傢在自身的立場和利益觀念的推進下經過長期、復雜、反復的博弈而形成的,就必然呈現齣不成體係的狀況,也必然存在著與公平正義存在偏差的可能。有學者認為,所有的國際法都必然體現著公平和正義;一項規則隻要被稱為是國際法,就是應當參照的權利義務界分或者行為規範;需要以實證主義的觀念分析如何解釋實施,特彆是在思想觀念上積極認可、妥當遵從。這種立場看似有一種尊重和遵從國際法的積極心態,實質上卻存在著諸多風險。因為如果一個國傢沒有充分參與或考量過相關的國際法規範就貿然地予以接受,甚至一味地以一種積極配閤的態度去遵從,那麼很有可能是魯莽和盲從的,容易對這個國傢的關鍵利益帶來負麵的影響。對於國際法治而言,在沒有類似世界政府的機構和力量提供超越國傢的工作動能之前,隻有各國都努力為本國利益爭取更有利的規範,纔能取得較為平衡的博弈格局,纔能建立起較為穩定的法律機製,也纔能保證此種機製的持續發展,這是一個認可約束條件的次優結果。


從國際法的政府間結構觀察,每一個國傢所感興趣和積極參與國際法治的領域必然以其關注的涉外事務法治進程為起點和終點,而不能苛求它全麵均勻地在國際法治的各個領域都付齣同樣的精力。在國際關係長期的博弈和磨閤過程中,逐漸形成瞭國傢之間利益的基本邊界共識。具體而言,實現本國的利益以不至於實質性影響他國利益為限。如果一個國傢超越瞭這個基本界限,那麼就可能會背上損人利己、恃強淩弱、仗勢欺人的不良聲譽。某些大國對我國進行經濟貿易上的打壓,以各種方式削弱我國企業的競爭力,遏製我國産品的市場地位,就違背瞭國際社會公認的交往準則。這種霸淩行為不僅受到瞭我國的強烈反對,而且也在國際社會引起瞭很多抵製和負麵評價。我國需要在道義上、法律上為維護我國閤法權益而進行鬥爭。其中最為適當、最能夠獲得國際社會廣泛認同的方式就是法治途徑。如果在國際關係中能夠確立良好的法律製度、清晰明確地解讀製度、有效地遵行製度,那麼說明相關國傢行為的錯誤、違法性質,會讓這些國傢的不良行為與動機充分暴露在世界公眾麵前,給相關國傢帶來道德和輿論上的壓力,這就有利於我國的國傢與人民利益得到有效的維護。


從國際法的共同體結構分析,國傢在國際社會中處於微妙的狀態:既沒有一個超越主權國傢的世界機製能夠規製國傢的行動,並且為國傢的生存與安全提供保障;也沒有混亂到任由國傢任性鬍為、完全陷入世界無序的程度。每一個國傢生存和交往於國際社會之中都遵循著一定的原則和規則。並且,國傢在國際社會進行生存探索、彼此磨閤的過程中,相互學習、彼此藉鑒,積纍知識、沉澱文化。總體看來,國際關係不是變得越來越壞,也不是往復循環,而是在人類智慧積纍的基礎上不斷改進和提升,國際社會的總體格局在變好。因為國傢主要是由優秀的人組成的政府進行治理的,所以有能力迅速地進行學習並改進自身的發展策略,處理國傢之間事務的能力越來越強,質量也變得越來越高。此中最突齣的錶現就是國際法規則越來越廣泛和多樣化,國際法機製日益周密、健全。


根據涉外法治工作目標的義利關係可知,無論是本國的立法、執法、司法,還是參與國際協商談判,以及參與國際組織機構的會議研討、議案錶決,都要明晰義與利相互聯係、彼此交織的特徵,不片麵地將義與利割裂開來,在涉外法治的工作中均衡地實現利益與公平正義。要通過建設公正閤理的法治環境推動實現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來替換和升級原有的不夠公正閤理的國際秩序。

五、結  論

涉外法治的理念倡導、推進方式、作業目標、工作原則既是法治中國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全球治理、國際法治的中國立場和行動。我國提齣建設涉外法治、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的目標,是一個以國傢為起點、以全球共同努力為目標的認知模式和作業模式。這種認知模式和作業模式有著堅實而深厚的曆史傳統;與此同時,也符閤現代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這個大前提、大環境。以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為基礎,國傢的涉外法治有資格以本國的獨立發展為基礎,成為全球治理的啓動力量。盡管人類在國傢共存、全球永續的維度上摸索法律秩序的努力已進行數個世紀,但國際社會仍處於主權國傢林立的境況之中,國際關係尚未超越威斯特伐利亞體係的現代性範疇,國際法治也還處於初級的探討和摸索階段。即使未來國際法治日益成熟,基於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以及國際法作為約定法、平位法、軟法的存在,國際法治也勢必是一個與國內法治有著顯著區彆的體係。在這個體係中,國傢基於自身意誌與利益的考量而進行的涉外法治實踐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國傢從自身職權齣發而進行的立法、執法、司法活動是全球治理的關鍵推動,是國際協商閤作的前提和基礎。


國傢的自利動機和利他主義在國際社會法治化的進程中交叉顯現,但在邏輯上存在先後關係。隻有保證瞭國傢的基本生存與安全,國傢纔有為世界的共同事務、共同未來思考和實踐的可能。曆史上,很多大國都首先從自身的獨立與發展齣發,繼而為國際閤作與安全著想,為全球治理的發展作齣過重要貢獻。全球治理的標準和狀態存在著不同的層次,國傢的自利動機和利他主義分彆構築瞭國際法治的低層級架構和高層級狀態。國傢齣於自身利益而采取的一係列行動為全球治理構建起低層級架構。低層級架構的全球治理是初級性的、碎片化的、分散性的,維護著國傢的基本生存和安全需求,是國際秩序的基本係統要求,是國際法治的底綫。國傢發展過程中的利他主義思想將進一步提升國際社會規範與體係的公共性,建設起全球治理的高層級狀態,通過建立健全國際法的規範體係、組織機構和運行機製為人類應對共同挑戰、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作齣努力。高層級狀態的全球治理促進著人類的共同福祉與關切,意味著國際秩序的和諧與順暢,是國際法治的高標。全球治理的任何一個層次都與國傢的倡導和行動息息相關,沒有切實有效的國傢參與,全球治理就無法成形、呈現。在21世紀的新時代,作為走嚮全球性負責任的大國,我國一方麵堅決維護自身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另一方麵也提齣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秩序總綱領,提齣瞭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堅決維護《聯閤國憲章》和國際法基本準則,推進“一帶一路”倡議,推進上閤組織、亞投行等組織機構建設,以親誠惠容的周邊關係立場、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提高涉外工作的法治化水平,推進全球治理不斷前進。

注:編輯時隱去瞭注釋,原文可於中國知網和法商研究編輯部官網http://fsyj.zuel.edu.cn下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