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看守所實行分押分管制度?

看守所分押分管制度是一種將在押人員按照性別、年齡、犯罪記錄等因素進行分類關押、管理的制度。這種做法早在1955年聯合國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中就已提出,並在後續的國際公約及規則中不斷得到強調與完善,如1966年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被稱爲“納爾遜·曼德拉規則”的2015年修訂版。歐洲人權法院等機構也通過判例法爲囚犯權利的保障提供了指導。這一做法被視爲保障囚犯人權的重要措施,對各國看守所的立法與執法實踐具有重要影響。

我國‬古代的羈押沒有看守所這一概念,而是將罪犯關押在監獄中,未嚴格劃定已決與未決羈押的界限。直到清朝初期,類似看守所功能的未決羈押場所纔開始出現。然而,正式的看守所出現於清末新政時期,受西方法律制度及日本司法制度影響,清政府頒佈了《大理院審判編制法》,規定未決人員應當關押在設立的看守所中。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看守所的分押分管得到了體現,1935年的《看守所法草案》更進一步規定了成年人與未成年人應分別關押。這些法律規定及實踐爲新中國建立後對看守所在押人員的分押分管提供了歷史經驗。

看守所實行分押分管的策略對保障訴訟程序的順利進行、保護在押人員的司法人權以及確保監管安全和秩序具有重要意義。通過這一制度,可以有效防止同案犯之間串供及證據干擾,防止傳染病的擴散,以及保護犯罪嫌疑人的健康,從而支持刑事訴訟的順暢進行。同時,考慮到在押人員的不同需要,實現差別化管理,有助於保護其合法權利及提升人權保障水平。此外,將不同類型的在押人員進行分類管理,如將未決與已決人員分開,也有利於減少不良影響,確保看守所的穩定與安全,體現了對監獄管理及人權保護的細緻關注。

自1954年《勞動改造條例》設立以來,我國看守所分押分管制度歷經多次法規修訂與完善‬。1990年的《看守所條例》和隨後的《看守所條例實施辦法(試行)》進一步明確了分押的具體對象及條件,包括根據性別、年齡、案件性質等因素進行分押。法律也強調了對特殊羣體如患傳染病的在押人員的隔離與治療。隨後的法規修訂及實施細則,如2010年的《看守所執法細則》,進一步細化了分押分管的類別和管理方法,強調對不同風險等級的在押人員實行分別關押,並對女性、未成年人、老弱病殘人員等特殊羣體提供了更爲人道並符合其特殊需要的管理方式。

公安機關‬通過多項措施,加強了看守所在押人員的分押分管工作,旨在提升監管安全與維護在押人員健康。這些措施包括根據性別、年齡、案件性質進行分類管理,並針對傳染病患者設立隔離區,強化對艾滋病患者的專區關押與管理。此外,公安機關‬還推出了針對各類安全風險和重大病症在押人員的差別化監管策略,如設立專門的老弱病殘監區和加強危重病人的集中關押及醫療監控,以確保在押人員的安全與健康,防止因病死亡事件的發生。這些舉措體現了看守所在維護安全秩序、防疫控制及人權保護方面的詳細規劃與執行。

看守所實施的分押分管措施主要分爲已決與未決、成年與未成年、男性與女性的分押分管,以及對危重病人和傳染病人的特殊關押。儘管已取得一定成效,如已決與未決在押人員基本分開,成年與未成年在押人員實現全面分押,以及男女在押人員的徹底分開,但仍存在執行不足,特別‬是‬已決與未決在押人員在一些看守所中未能完全分開,未決成年人與未成年人的完全分押尚未完全實施,且對特殊人羣如危重病人和傳染病人的管理未能完全達到理想的隔離與獨立關押標準。此外,對等待執行死刑的犯罪嫌疑人的獨立關押措施也未能普遍實施。

針對看守所中存在的分押分管問題,通過‬從立法、資源配置及管理等方面進行改革、優化。清晰規定分押分管的對象和標準,並根據看守所的規模設定強制性與參考性的分押分管標準。優化看守所的資源配置,包括警力、監室、增設特殊病房以及建設信息化系統,以支持分押分管有效實施。省級人民政府統一管理看守所的人財物,確保經濟和資源的充足供給。將分押分管的執行情況納入看守所執法質量的考評標準中,以確保這些措施的嚴格執行與持續改進,提高看守所管理的合法性,更好地保障在押人員的權利。

分押分管制度在看守所體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國際準則和我國法律規範中重要的內容之一,用以衡量監所文明及國家人權司法保障水平。儘管我國在分押分管制度的落實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仍存在尚未充分落實的情況。目前‬,我國雖然在法律層面對分押分管作出了規定,但相關規定分散在各種法規文件中,缺乏一部專門的《看守所法》。爲此‬,應當將看守所分押分管制度的內容集中、全面地規定在《看守所法(公開徵求意見稿)》中,並對其中不合理、不完備的規定進一步完善。